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(历史资料)
度日如诗！新疆美食“达人”缘何迷上唐菓子？******
中新网乌鲁木齐1月10日电 题：度日如诗！新疆美食“达人”缘何迷上唐菓子？
作者 史玉江 党艳丽
逢年过节，蒸年馍、做唐菓子、烹制佳肴；时令节气做青团、春卷、龙须饼等民间美食；闲暇家时养花弄草、打理庭院；周末邀朋友围灶煮茶，品美食、谈人生……
美好的生活仪式感，寄托四季风物与当下生活体悟。新疆兵团第四师七十一团退休职工周小茵把日子过成了诗。
临近中国传统新年，周小茵特意制作了一些传统茶点。 周小茵 摄56岁周小茵是当地出了名的美食“达人”，每年都会根据时令节气，制作各类民间美食，在陶冶情操、丰富生活的同时，传承着中华民族传统美食文化。
新疆为数不多的唐菓子制作“艺人”
右手拿着三角棒，左手托着豆沙团，一推一压一挑间，一枚唐菓子现雏形。“制作一枚高颜值的唐菓子，需要全神投入，手的力道要准，并且有一气呵成的能力。”日前，周小茵如是说。
以豆沙为馅、外包“透花糍”的唐菓子是茶宴中佐茶而食的糕点，又称为茶菓、菓子等。 周小茵 摄临近中国传统新年，周小茵特意制作了一些传统茶点——唐菓子，树叶、花朵、贝壳……记者注意到，这些茶点造型各异、色彩艳丽，空气中还能嗅到清甜的味。
以豆沙为馅、外包“透花糍”的唐菓子是茶宴中佐茶而食的糕点，又称为茶菓、菓子等。其玲珑小巧，颜色艳丽，多以花鸟造型雕刻。
据《中国面点史》记载，于饮茶之风普及全国的唐代开始，出现了一边饮茶一边吃茶点(面点)的习俗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
唐菓子玲珑小巧，颜色艳丽，多以花鸟造型雕刻。 周小茵 摄作为一种源自中国的古老美食，唐菓子制作近年来在中国复兴。热衷于制作美食的周小茵，深深地被唐菓子的历史文化所吸引，自学唐菓子的制作工艺，成为新疆伊犁区域为数不多的唐菓子制作“艺人”。
周小茵介绍，这款唐菓子选用上好的白云豆浸泡24小时，人工去皮煮制软烂、过滤，再加上少许糯米粉、砂糖进行炒制后，添加少许植物色粉造型而成。
周小茵把日子过成了诗。 周小茵 摄“遗传”祖辈中学时得“真传”
周小茵年轻时是七十一团的文艺骨干。对传统美食的热爱，源于从小受外祖父和母亲的影响。外祖父曾是乡里的乡厨，街坊邻里婚丧嫁娶都会请他掌勺。而母亲自幼跟随外祖父学习厨艺，长大后成当地出了名的“巧手”。
在物资匮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周小茵母亲手工制作各种民间“小零食”，给孩子们解馋。
塔式年馍。 周小茵 摄看着母亲将一个个普通食材变成好看又美味的“小零食”，幼时的周小茵被深深吸引，对制作美食产生浓厚兴趣。
中学时，周小茵得母亲“真传”，刺猬馍、枣馍、花馍……只要练上几遍，便能得心应手；南北菜式虽不说样样精通，但也做得有模有样。
“我学做传统民间美食有40多年。工作后因忙碌，做美食没有小时候那么频繁，但是逢年过节还是会做一些糕点。”周小茵说，每年的除夕年夜饭绝不能马虎，每道菜寓意美好、家人团圆，“咱中国人的传统，不能丢。”
2017年，周小茵迷上非遗唐菓子，她上网络视频学习，请教懂面食的行家，并将自己的创意融入其中。
彩色水饺。 周小茵 摄久而久之，周小茵练就了一双巧手，成为伊犁区域为数不多的年馍、花馍、唐菓子制作“艺人”。
近年来，她制作传统民间美食的消息经当地新媒体推送后，引发网友们的热评。
“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小茵做的唐菓子，真精致！”可克达拉市民杨萍英说，以前见过这类糕点，但不知道叫什么。
“她制作的唐菓子味道好，让人舍不得下口。她家院子就像‘家庭公园’，花草满园、鱼鸟相伴。”好友李沛立说，周小茵身上那种对传统美食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，令人佩服。
冀望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
周小茵退休后，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。2019年起，她专注于传统美食制作。
周小茵退休后，专注于传统美食制作。 周小茵 摄“每年我会根据年份制作生肖年馍。前年蒸的是牛馍，去年蒸的是虎馍，冬奥会期间我还做了汤圆版的冰墩墩，今年春节会蒸兔馍。”周小茵介绍，年馍以山西霍州最为出名，花馍以陕西为主。
近年来，新疆兵团对区域内非遗资源的种类、数量、分布状况进行全面普查、整理、归档与申报。调查发现，新疆兵团非遗线索涉及民间艺术、传统技艺、红色文化等，主要集中在剪纸、刺绣等传统手工技艺，美食类尚少。
“我会不断提高唐菓子的制作技艺，如果可能，希望能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。”周小茵说，唐菓子是唐文化和艺术的代表作，需要我们这一代去传承、发扬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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